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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评价?

来源:学生作业帮 编辑:作业帮 分类:历史作业 时间:2019/08/18 20:03:52
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评价?
主观与客观方面最好
个人理解,利用宗教建立起来的农民极权政权,对于推翻清政府统治起了一定作用,但也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,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. 网上复制了一篇文章,也希望对楼主有用,谢谢.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,其规模之大,影响之深,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.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,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. 一 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,而要获得农民支持,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,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.早在金田起义以前,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,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.在《原道醒世训》中,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,认为“世道乖漓,人心浇薄,所爱所憎,一出于私”.定都天京不久,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———《天朝田亩制度》.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,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,即土地归天父公有,将田地划分九等,由农民平均分耕,所谓“凡天下田,天下人同耕.此处不足则迁彼处,彼处不足则迁此处”;产品也平均分配,余物归公,以便“大家处处平均,人人饱暖”;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“有田同耕,有饭同食,有衣同穿,有钱同使,无处不均匀,无人不饱暖”的理想社会.无疑,这种土地改革方案,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,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.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,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,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,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. 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,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,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,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.在有些地区,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,田尽入公.有时,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,剥夺地主的钱粮,勒令富户进贡.在太平军的支持下,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、减租的斗争.更重要的是,太平军所到之处,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.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.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,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,“富室多中落,田易佃而主,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”(民国《汤溪县志》,卷三).这样,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,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,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. 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,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.1851年起义之前,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,代之以“天下多男子,尽是兄弟之辈;天下多女子,尽是姊妹之群”(《原道醒世训》),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.金田起义以后,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,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.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.太平军所到之处,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,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.为此,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,诸如《太平诏书》、《天条书》、《待百姓条例》等等;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,当时人称之为“讲道理”.其次,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,建立地方政权.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,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.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,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,设总制与监军两级,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,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、师帅、旅帅、卒长、两司马等,全由当地人担任.这些乡官带领乡兵,或维持地方秩序,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.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.时人张德坚在《贼情汇纂》中也承认:“到处遍立乡官,是我民尽为贼助.”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,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、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,都起到了积极作用,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. 二 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,那么,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. 在土地政策方面,《天朝田亩制度》的改革方案,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,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.因为从分配形式看,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,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,无法具体实行.从所有制结构看,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,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.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,“天下人人不受私,物物归上主”.实际上,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,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.此外,太平天国还推行“圣库”制度,将农民的生产资料、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.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,违背了他们的愿望.据载,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“此示一出,被惑乡民方如梦觉.然此令已无人理,究不能行”(张汝南《金陵省难纪略》).诚然,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“圣库”制度,有其合理性的一面;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,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,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,也根本行不通了.更有甚者,后来迫于形势,太平天国要求农民“照旧交粮纳税”.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,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,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.在一些地区,太平军规定“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”,“示谕佃农照常输租”(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,第118页、第134页).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,设立收租局,公然保护地主利益,强迫农民交租,规定“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,不得抗欠”(沈梓《避寇日记》).不仅如此,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,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,反而不断加重.有些附加税,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,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. 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,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,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.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,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.事实上,定都天京后,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,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,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,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.天王洪秀全成了“独一真神”,为了神化自己,自称“天生真主,命作君主”.整个领导层为“繁华迷惑”,穷奢极欲,愈来愈腐化,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.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,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.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,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,“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,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”(《太平天国》,第五册,第370页).这些人利用职权,在乡间横行霸道,对农民“敲诈逼勒,无所不至”(《太平天国》,第六册,第649页).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,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,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.最后,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,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,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. 三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,但透过历史表象,我们不难发现,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,中国历史上的所谓“周期定律”,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,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.运动初期,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,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,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,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.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,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,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,农民运动势如破竹.然而定都天京以后,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,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,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.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———《天朝田亩制度》,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,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.事实上,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《天朝田亩制度》,相反,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“照旧缴粮纳税”,承认乡村旧秩序,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,为非作歹,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,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.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,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.不仅如此,定都天京后,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,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,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.政治上平等、经济上平均、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,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,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、谋取私利、享受特权的幌子.这样,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;靠农民起家,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;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,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.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,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.